河口作为晋蒙粮油故道上的一个重要的口岸城镇、货物中转水旱码头,历时200多年,不仅形成了自己可圈可点的辉煌历程,也曾为繁荣地域经济文化,促进宁、蒙、晋、陕等地的商品经济发展与人口流动迁徙,产生过直接的影响作用,在托县、内蒙古经济社会史乃至中国国内商贸史上,都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。

  “托克托的河口是粮油故道上游最早形成的口岸城镇。土默特平原的粮油是商道最早的商品。这些通过黄河输往晋省粮油的集中、装船之地就是河口。河口很早就是一个黄河津渡,但并不是城镇,仅仅是一个小小村落。只是因为粮油故道兴起后,不仅归化土默特一带的粮食要在这里上船下运,而且这里成为运销口外诸厅、山西北中部的吉兰泰盐的必经口岸和管理机构所在地。所以,在嘉庆十二年(1807年),河口村升格为河口镇。道光以来,甘草成为粮油故道上的重要商品,河口又成为最主要的甘草外运码头。这一新的功能使河口愈加繁荣。由于上游来的各种物资都要经过河口,所以河口是一个典型的与粮油故道共命运的口岸城镇。”(张世满著《逝去的繁荣:晋蒙粮油故道研究》)

  河口的繁荣直接带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。

  河口与托克托县城南北相连,相距只有三里多。清以来,随着河口经济的发展,文化的繁荣,县城的经济文化也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河口的“大经济文化圈”中。至今,托县民间仍然流传着一句话:“先有河口,后有托城。”这句话的实质含义并非说河口的历史早于托城,而只是说,就经济文化的发达程度,河口远胜于托城,并进而带动了托城的同步发展。史料记载,清末,托城有铺户81家,铺伙4655人;而河口其时有铺户92家,铺伙4836人。

  托城与河口均西滨黑河,一水相连。从黄河上、中游来河口的各类货船可经黄、黑河交汇的海口溯黑河而上,停泊于托城城西。事实上,当年河口水运繁盛时,河口、托城两镇的黑河岸畔,商船相连,几为一体。许多商船在与河口商家交易的同时,与托城的同行商号也结成相与关系。托城的六陈行、山货铺、药材店、盐碱店、杂货铺、皮毛店以及各类土特产加工行业的原料,多是经河口水运而来。两镇的商家在两地互设分号,不胜枚举。而托城又是河口陆运北进归化的必经之地。可以说,正是河口的水旱码头地位带动了托城的商品经济发展,进而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与繁荣,使托城这个托县地区的政治中心同时成为经济、文化中心。

  河口的繁荣对镇周围的农村曾产生过鲜明的辐射带动作用。河口上下的沿河村庄如招牛营、五乡县、太阳县营、安乐村(以上4村今属土默特右旗)、树营、麻地壕、沙拉湖滩、东营子、蒲滩拐、冯彦、海生不拉、毛不拉、喇嘛湾(今属清水河县,清朝、民国时属托克托县。)等有船户60余家,有船百余条。这些村里有许多人从事水路生涯,不少人家是船工世家。他们凭借河口的码头地位,养船拉船,养家糊口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,这些村庄仍有不少人以船组社,进而参加了国营的航运局,成为挣国家工资的航运工人。

  河口镇东一溜湾乃至镇郊东沙梁的南坪、周家圪旦、南火盘、狼窝壕、柳二营、河惠坪等农村,成为供应河口的蔬菜区,这些村里的农民,也成为河口这个农肥基地的消费者和义务清洁工。直到河口衰落,河口的废弃房基地,依然是这些村里农民拉运的肥土,以致现在河口村东原来的房基地成为一片常年存水的低洼之地。

  如上文所述,河口作为盐碱加工销售的码头,一度使镇郊的盐房口、盐海子、张四壕等拥有盐碱自然资源的村落,成为专业的盐碱生产基地,开发了当地的土产资源,激活了当地的商品经济。

  河口为周边村落乃至相邻旗县的村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场所,加剧了人口的集聚。这些“打工族”,河口无居处,就在东梁打窑,在镇旁盖草坯房,由暂住而定居。

  河口更大的历史价值是,对内蒙古中西部的开发,晋、蒙、陕、甘、宁等地的商品交流,特别是晋陕地区的社会稳定,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。

  清朝时,内蒙古中西部的土默川、后套平原的农业开发,其因素固然是多方面的,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动力是黄河水运为上、中游两地货物的输送、交易提供了便利的通道。正是这一通道,把内蒙古中西部的粮油、盐碱、药材、皮毛以及宁夏、甘肃、青海等地的土特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晋、陕沿河口岸,也将晋、陕地区的土特产品运到上游地区。如果当时没有这条水上运输线,内蒙古中西部的开发就将受到严重制约。持续200多年的大规模“走西口”历史风潮,也将受到严重影响。而河口在这条水上运输线的特殊地理位置,使其在上述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动力作用。

  众所周知,历史上的晋、陕地区,山地多而平原少,旱地多而水田少,十年九旱,靠天吃饭。粮食难以自给。“晋蒙粮油故道”开通200多年来,内蒙古河套平原的粮油通过水运,源源流向晋陕地区,对缓解当地粮荒,稳定当地的社会秩序,其作用是可想而知的。而作为粮油输入晋陕的必经之地,从河口究竟为晋陕地区输送了多少粮油?这是一个永远无法揭晓的历史谜团。

  河口成就了一批富商大贾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河口是孕育成就现今所称“晋商”的基地之一。许多“走西口”来到河口的农民、“打工族”在河口经商致富,成为晋籍名商。他们为河口的繁荣建功立业,河口也为他们的功成名就提供了用武之地。这些在河口经商发了大财的人,有的不惜巨资,兴办一些公益事业,扬名显世,为人称道。如河口最大的甘草店公义昌的财东兼掌柜陈隋保,成为“名震中西”的商界显赫人物后,每年都要拿出一部分资金交给蒙古王爷和召庙喇嘛,托他们资助那些贫苦病残的农牧民。一些商号店铺资金周转不济,他也鼎力相助。他独资为家乡修建的石板路沿用至今。

  在河口创业有成的以“晋商”为主体的商业群体,在河口特定的历史、地理、人文环境中,丰富创新了“晋商文化”,使其更具鲜明的地域特色。

  当代的河口人,十有八九是当年“走西口”来河口谋生创业的晋籍后裔,其中不少是“晋商”的后代,这些晋商后代中,有许多人在当今的市场经济大潮中,艰苦创业,发愤图强,成为当代“托商”的佼佼者。由“山西人”而“河口人”,由“晋商”而“托商”,这就是河口人文历史变迁与传承的主线。

  河口商业繁荣之时,镇里不少大商号在包头、归化、临河、五原、陕坝以及大同、张家口、北京、天津、武汉、上海等地设有分号。在“晋蒙粮油故道”的终点站山西临县碛口镇,亦有河口的商家字号。据民国5年(1916年)碛口镇重修黑龙庙碑记的“芳名录”中记载,当时河口在碛口的字号有双和薪店、公义昌、双和成、三盛局、三星聚、双和泉、义成店等7家。这些都是河口的商号设在碛口的分号。至于对包头的开发,河口商家更是功不可没。

  在今杭锦后旗陕坝镇,有一处地名叫“托城圪旦”,即今跃进四队所在地,就是由河口、托城人在民国前后迁居陕坝经商、种地、跑河路聚居一地而命名。据说,陕坝镇的老住户,河口——托城人几乎占到总人口的半数。至今,原籍河口的王家、全家,依然是陕坝镇的大户人家,此外,还有杨家、刘家、傅家、吕家等等,据说,某年王家安葬老人,送葬的托县人(以河口人为主),挨挨挤挤占据了多半条街。

  陕坝的河口、托城人是开发陕坝当之无愧的创业先驱者。他们不仅为陕坝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,而且把河口的社火文艺带到了陕坝。其时,每年元宵节,各类社火班子的组织者、表演者,均以河口人为主角。时至今日,陕坝的老年人还津津乐道地回味当年“托城人”斗活龙的赏心悦目情景。

  迁居陕坝的河口人张逢仁曾是民国年间陕坝的名人。张逢仁的先祖是保德人,来河口经商失利,到张逢人时已是一贫如洗。张逢人在河口卖妻葬父后,无法在河口立身,只身徒步投亲到了陕坝。初始,以放牧、卖烟卷、当磨倌儿维持生活,后娶了一个土匪头儿的遗孀为妻,自己办起了磨坊,以此为起点,逐步发展为陕坝街上首家粮食加工的六陈行“永记”店铺。永记生意鼎盛时兼营土产、农业,其所建店铺、作坊、库房、居室占地数十亩,伙计百余人。今《杭锦后旗志·商业》中,也将“永记”记在旗内字号前列,足见其影响之大。

  张逢仁发家致富后,曾独资在陕坝办了一所“逢仁小学”(新中国建立后,与普爱小学合并为陕坝师范附小,后改为陕坝实验小学)。学校师资、学费等一应开支均由他支付。每年元宵节的社火活动时,“永记”是布施大户,仿照河口形制制作的“活龙”平时就存放在他家的亭子间。(张逢仁河口的老家就住在活龙场)他还募捐建筑吕祖庙。当时陕坝街上的十来个乞丐,选派头儿,经常到“永记”“领米领面”。

  水旱码头的地理位置,发达兴旺的商贸产业,使河口成为人文荟萃、地灵人杰的风水宝地,为河口发展繁荣文化教育事业,奠定了营养丰厚的社会物质基础。

  河口是一个典型的移民村镇,其居民的先辈因慕“水旱码头”之名从中国的四面八方辐辏河口,从而造就了河口多元化的复合型风俗文化。河口是土默川社火文化的渊薮,是内蒙古西部二人台的发源地之一。河口人崇尚教育,信息灵通而富有远见卓识。河口养育了李裕智、苏谦益等革命志士,也哺育了在各个历史时期出类拔萃各有千秋的众多人才。

  河口的历史,是黄河上中游航运史的缩影。历史上,河口兴焉黄河,衰焉黄河。黄河,是河口命运的魂魄。山有根,水有源。河口的根源就是母亲黄河。黄河哺育了河口的山川土木,养育了河口的世代居民,孕育了河口的人文历史,从而造就了以黄河文化为主体,水乳交融着草原游牧文化等多种文化元素的“河口文化”。如同黄河“海纳百川,有容乃大”的雄宏气质,“河口文化”包容了多民族、多地域的文化元素,在此基础上加以开拓创新,更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的个性特征。(本文节选自《古镇河口》 作者:杨诚 )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(来源:托克托县工商联)